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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日清晨8时，聂卫平遗体送别仪式在北京市八宝山殡仪馆东礼堂举行。大众告别仪式约8时45分开始。现场不收取任何形式的礼金。上千人冒雪前来，胸佩白花，排队送别“棋圣”聂卫平。
近年的一次采访中，聂老再次提起中日围棋擂台赛，也再次提起了曹薰铉。
他说，擂台赛的影响力，甚至超过了后来名目繁多的世界大赛。那时候，日本围棋如日中天，是唯一的高峰。而围棋在中日之间搭起的桥，其实比“乒乓外交”更早。
1961年，日本围棋代表团访华。53岁的女棋手伊藤友惠五段，在与中国顶尖棋手的交锋中竟八战全胜。棋盘旁的中国人，从棋手到观众，面色凝重如铁。这份刺痛，深深扎进了陈祖德那一代棋人的心里，也坚定了陈毅元帅的主张——必须建立属于我们自己的、最强的国家围棋队。远在黑龙江农场劳动、还不知道未来在哪里的知青聂卫平，因此被一纸调令召回了北京。
当他再次坐在日本棋手面前时，已然蜕变为一柄利剑。那位被日媒称为“聂旋风”的青年，在1972年的访日旅程中，将“恐聂症”深深种在了对手心中。回顾往昔，提起小林光一、武宫正树那些熠熠生辉的名字，聂老语气淡然。唯独说到曹薰铉，他眼底仍有波澜。
那是在1989年，首届应氏杯五番棋决赛。聂卫平2:1领先宏图配资，第四局更是优势历然。用他自己的话说，那时“赢得不过瘾”，想赢得更彻底，在棋盘上“屠龙”诛心。一念贪杀，天翻地覆。曹薰铉抓住了那唯一的、稍纵即逝的机会，逆转取胜，并最终捧杯。
“那是他艺术生涯最大的遗憾。”不止一位亲近他的人这么说。能让横扫东瀛、心如磐石的“棋圣”多年后仍耿耿于怀的对手，世间屈指可数。
他曾精准地拿捏着日本超一流棋手的优雅“求道”之心。他们不仅要赢，还要赢得像流传后世的艺术品。年轻的聂卫平则不同，他要的只是胜利本身，为此可以掀起最狂暴的“旋风”。正是这份纯粹的胜负欲，支撑他在前三届中日围棋擂台赛上，创下十一连胜的伟业，挽狂澜于既倒。
可当岁月沉淀，他自己也慢慢染上了一份“求道”的执念。棋风渐稳，胜负心淡了，却开始在意起棋谱是否足够“好看”，能否传于后人。这或许便是时光在一位斗士身上留下的、最温柔的印记。
而韩国棋风，却走上另一条路。从曹薰铉、李昌镐，到刘昌赫、李世石，他们从不自缚于“美感”，只追求最凌厉、最务实的屠龙术。那代韩国棋手的崛起密码，或许就藏在曹薰铉从聂卫平手中夺走应氏杯的那一刻。自那以后，棋坛风云变色，韩国棋手纵横多年。
韩国电影《终极对弈》浓墨重彩地刻画了那一战。在韩国叙事里，那是里程碑，是传奇的开端。而我总想着，我们的银幕上，也该有一束光为聂老而亮，拍一部他的传记电影。希望梁家辉能加盟，他的“棋王”风骨犹在，只是可惜了，演技和棋艺俱佳的谢园老师，前几年仙逝。他若在，荧幕内外，皆成绝响。
中国围棋甲级联赛是围棋世界的创举，吸引了日韩高手作为外援加盟。头几年，云南红队是联赛的一支劲旅。队中的头号选手是韩国棋手刘昌赫，他的外号叫“超级攻击手”。当年在联赛里的胜率很高。那会儿，我还是一名中学生，看不了电视转播，只能通过报纸关注结果。当时，《春城晚报》体育版的围棋栏目，一期不落，时任围棋专项记者杨红翥老师的文章，几乎全看过。后来，他担任体育部副主任时，我已经上大四了，特意到那里实习，有幸与他共事过一个月。
实习结束，没能留下工作，二十年后，我仍觉得意难平。体育记者是我学新闻的初心和梦想。现实世界往往是这样，求而不得，无心插柳。
有人说，没有世界冠军是聂老的遗憾。我总觉得这话说反了。是他用肩膀托起了中国围棋看见山巅的目光，世界冠军的殿堂若没有了他的名字，是殿堂的缺憾。
聂老的送别仪式上，曹薰铉从韩国匆匆赶来，深深鞠了一躬。“希望未来我们在天堂上见面，还能继续对弈。”那一刻，我湿了眼眶。
他们一生是对手，是彼此的镜子和标尺。天堂里应当有间安静的棋室吧，那里没有计时器，没有国旗，没有万众瞩目。只有两个老人，相对而坐，终于可以安安静静地下完一盘宏图配资，他们一生都未曾尽兴的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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